修身养性，走向天真

  这样的自我观要求我们修身，通过修身养性，开启我们体内的所有潜能，达到人尽其才。我们体内所有的潜能的开启，就是在穷尽天地造物赋予我们这个物种的所有可能性，这就是在“穷天理”。

    穷天理并不尽然是灭人欲。古代的儒者或许过多地看到了人欲中低层次的要求。依马斯洛心理学，人欲自然地有高低层次之分。食色性也，是为生存之欲；华服美食，五音悦耳，五色悦目，是为享受之欲；彼等中下级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自然地要求满足其最高层次的欲望：自我发展。自我发展即是近期可能地实现自我的潜能，也就是穷尽天理。所以，穷天理是最高级的人欲，穷天理即是尽人欲，穷天理才是尽人欲。
但同时，只在生存和享受的层面上要求尽人欲，也并谈不上实在穷天理。只有致力于自我发展，才谈得上是在与天地合德。而自我发展势必首先进行对低层次的、固有的自我的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允许我的学生一上来就谈论自我和个性。我们到学校来受教育，目的不是为了照镜子，目的不是为了在新的知识和经验中找到自我的满足感的----即使这是一座艺术学院，也不是这样。

    教育的目的在于“移人”，我们到学校来的目的，就是准备着接受改变。就象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改变身体状态，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改变我们固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我们所将要变去的方向，最初是由我们的文明的积淀所大致规定的。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我们能够将既有的人类经验化入我们体内，从而化身为“人”这一总体艺术方案的新的一位具体实施者。完成这样的初步教育之后，我们被要求批判性地对待既有的所有人类经验和我们自己的思维定势（这也是有既有的人类经验养成的），通过研究和反思寻找它的新路向。此时，我们便成为“人”这一方案的重新构想者、重新解释者。我们通过选择，重新证明人的自由。
因此，“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并不已经是善果，而只是一种善根。是在人始终都具有向善的可能性的意义上，在谈论人的自性本善。其实是自性本空----因为自性本空，就始终存在着将大善知识植入的可能性。也正因为自性本空，所以也始终存在着将恶的可能性置入的机会，所以才会“苟不教、性乃迁”。“教”的意义，在于存其善根，打造优良环境，养其浩然之气，给其利导之机。

    传统中国的性善论，导致我们疏于形而下的法制建设。因为过分相信人的自性本善，以为人人天生的都会以圣人为楷模。于是只是向上，鼓励人们朝着圣人境界用功。但在向下的层面上，当每个人都不想也不能够成为圣人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力量来制止腐败从内心滋生出来。善根还需要修养和校正偏差，所以形而下的规范也有其必要性。这一点近代以来已开始沉痛反思。反之，西方的性恶论将“教”的任务定义成压抑，致力于用文明教化所养成的理性压抑住内心中本来的恶。这还不算是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并没有被消灭，只是被压住了，总是要偷偷摸摸地流出来放纵一下的。平常被压住了的时候，这些恶的人欲就变成潜意识，到了终于压不住的时候，就成为精神病。这样的人性论，把整个人生前定为理性与本能的不断的交战，何来幸福可言？要伪造幸福感，只有依据宗教的非理性力量来维持。

    所以，必须超越性善论和性恶论，回到“自性本空”的基点，在此基础上解释教育的必要性和法律的必要性。教育和法律一方面进行拔高，开启向上的同乡君子和圣人的阶梯；另一方面进行防范，堵住向下堕落的通道。只有阐扬天理，并容纳人欲，达到天理与人欲的无间相洽，才有幸福的人生可言。教育是本心本性的开掘和发现，而当本心和本性被实现解释为自我完善的空性，明心见性的唯一意义就成为：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识到自己体内潜伏的圣人和小人，并有能力作出正确选择。这便重新解释了中国传统。

    我们读书，是因为天下有这样的好书而大家不去看，那就是成心自我麻醉在固有的环境里，是自我蒙蔽。因为天下已经有了这样的好书，有了这样的梯子，让你可以借助它们往高处爬往广处走，而你们不去，那你们就是存心在扼杀自我，是违背自己的天性。我们是读书人，读书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追求。这些都是责任感。作为委琐的现代人，我们或许会被这么宏高的理想吓倒----这正是现代舶来的性恶论在我们心中种下的无根的罪恶感的坏影响。我们一旦意识到自性本空，就能够理直气壮承担这样的责任感。而要完成这样不可思议的责任感，第一步就是要改变自我，也就是修身。

    修身，并不是生而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的。只有修养过的身，才堪当此大任。“修身”的古意是用圣人的准则来要求凡人。其实，只是用人的准则来要求禽兽。中国的“修身”思想，从来都是用神性来拔高人性，或者说，用人性来拔高兽性。我们先要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目的，其实也是修身的一种，是修身的必然延伸。表面上看它们是责任感所在，是具体时空中的人感性的要求，其实是人的理性力量所必然要求的。先不谈政治经济的角度，仅就人生论的意义而言，治国平天下也只是一种修身而已。因此，就算因为机缘所限不能治得了国，平得了天下，也可以杀身成仁，那也是修身道路的完善的结局，也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这样的人生，早就立足于不败之地。这样想，就不会有胜败之想，不会患得患失，胸中的浩然之气便能够养起来，便就是一个输不掉的人。
修身就是养性。明心见性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我们的本心就是自由之空心，我们的本性就是自由之空性。修身就是一个不断养殖这种自由心性的过程，不断地走向自由的过程。养成一种能担待敢负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责任感；养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伟大人格，养成宠辱不惊进退不乱的平和心境；养成心驰万古神游八荒的大视野，养成体察入微能语禽虫的敏感性，这些都以自由自在的自性本空作为前提。

    修身养性这样的词，被当代不懂中国文化却又假装懂中国文化的人们给弄成了“虚静无为”的同义词，过多地掺入了来自佛道的出世思想（其实这也是对佛道的误解）和个人主义。原儒的刚健精神今天在这个词中荡然无存。成了小心翼翼的世故，成了见风使舵的乡愿。这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解释，把修身养性退缩成了点香、泡茶听古琴，这种片面化理解再加上面对异文化式的表演性，就成了虚假无助的唐人街文化。当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错误理解，不能面对现代社会的要求时，就容易转而膨胀成义和团心态。人们搞错的是：我们要修的是什么身，要养的是什么性。孟子说养性，养的是我们心中的浩然之气。这种气为什么是浩然之气，因为它是要呼应于天地的造化的，而且这样的心性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完成责任，并通过完成责任来最终完成心性的修养。修齐治平，一路推论下来，基于自由选择的责任感以一贯之。缺少了后面的担待，修身也并无法最终完成。其实，修身养性是入世的基点，也是最社会性的要求。
我们所养的，决不是委琐本分的“本性”，而是合于天道的“天性”。只有积极的自我提升，日日更新的人，才谈得上是在养成他的“天性”。因此，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不能达到的境界-----天真。

    天真是为了达到天给你的充分的可能性，你充分的实现了这个可能性，你才达到了你的真实。真的境界不是停留在一个蒙昧的阶段，蒙昧无知不是天真，小孩子并不天真。童真只是在儿童自性本空，有所待的意义上成其为童真。只有能够发挥能力，实现天地所赋予他的最高最广大的可能性的人，他才是到达了天所给他的能力的极限，所谓“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一个事物是其所是，是其所可能是；一个人是他所是，是他所可能的是，这才叫天真。

    何谓天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正如修身养性被进行了个人主义的虚静无为的曲解，海德格尔思想也同样遭受着反社会的曲解，维特根斯坦的“对不可说之物保持沉默”的说法也遭受了神秘主义的曲解。用儒家来优化海德格尔的格言，便是：我们只有建功立业，方为诗意的栖息。同时我们只有保有诗意栖息的态度，和这个世界上要和周围的一切保持和谐的关系，并随时准备更新和发展这种关系，才可能进行建功立业。建功立业也是一种诗意栖息。用用儒家来优化维特根斯坦的表述，便是：可说的要说清楚，不可说的要积极地创造出来！ 积极地进入社会性的工作，承担起自己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作为人子人父的责任，作为读书人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修身养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天真是艺术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更是人类所追求的境界。在这里，个性、自我、人生、整个人类，都被当作一种创作过程。这些概念并不是在创作之初就完成了的实体，而是在可能世界中存在，等待着我们用自由自在的行为去完成它。只有不断地超越束缚着我们的关于个性、自我、人生、人类的各种本质主义的僵化理解，不断地冲破成见、定见的罗网，才能彻底地实现这样的可能性，走向天真。在这里，整个人类都被理解为一种向着更大的可能性出发的方案。尼采的超人思想，早就被更高远的圣人的理想所涵盖。在这种理想之下，每个真正的健全的儒者都是他的自我和人生这件作品的艺术家。这是终极意义上的总体艺术。

    为生民请命，那是一个人难于抑制的政治、经济的责任感。机遇不同，这种责任感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为往圣继绝学，是一个读书人掩卷浩叹之时油然而生的人文理性。才华际遇不同，所能做到多少也因人而异。但是在修身的层面上，只要尽力以赴，尽人事之力，极天赋之能，便已经实现了自由选择，便是证明了本心本性的自由与健全，证明了天真的境地。所有的具体的责任感的满足，都是为了最终极的责任感：为天地立心。

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