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
彩虹
志愿者：魏延军
（彩虹社工和
心理咨询师从四川灾区归来）
彩虹中心奔赴四川灾区的心理援助队员昨天回到了上海。很多同伴聚来欢迎她们，也听她们讲此行的感受。灾区范围已经戒严，受灾群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居住在帐篷中，很多大树学校在露天教室中复课。灾后既需要大量的心理援助，不仅是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需要，救援人员尤其是子弟兵也很需要。但是听起来，当地的心理援助在无序状态，心理援助对象抓到一个算一个，很多人难免会多次被重复干预。可能以我们公共机构和
社区以往的组织能力，也不太可能指望哪个机构能想到和有能力组织好这件事。在志愿者们看来，帐篷区卫生脏乱，许多社区性工作都等士兵来做，而实际上受灾群众也是能够自己动起手来的。彩虹志愿者们在灾区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一个名为“12355彩虹青平帐篷团支部”，她们组织团支部的孩子们动手，把垃圾堆积如山的厕所清扫干净。
这场地震，经过了第一阶段抢救生还者后，包括余震、堰塞湖、疫情等后续的灾情依然存在，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分散，豆腐渣工程、当地政府的组织能力、围绕国外名人和政府行为的争议、围绕捐款来的争议等。
余秋雨在批莎朗斯通的文中，对中华民族在地震中的反应高度赞扬，他说汶川将是中华文化的新起点。余秋雨的看法，我在全国震后救援后之初也有相同感受，尤其是身边跟我一样三十多岁，文革后长大的一批同龄人，都有很类似的感受。但是，过了第一阶段后，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地震就像一场大病，大病不死的人常常会由病而走向觉悟，走向新的生命。但是，这个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转变可能在疾病最危机时刻激发，但完成却常常要在此后漫长的疗伤、恢复的路途中。
灾后的应激性情绪反应，对于激发人们潜在内心深处的力量是珍贵的，但灾后的处置才真是考验一个政府和民族能力的时候。除了第一时间的迅速响应，除了舍生忘死地投入救援，紧急时刻，政府能否建立科学的救援系统来科学配置调度各种救援资源，灾民能否在失序后迅速自发地重建某种秩序，政党能否在危机时刻甄别出其优秀分子并处置其恶劣分子，巨额善款急速聚集时是否有能力保证其安全，灾后群体心理保持安定，对个别焦点性群体过激情绪如何有效应对，空前的信任凝聚是否会因为某些因素转变为不信任危机，高度官僚化的各级官员是否能压抑做秀的冲动踏实做事，全国的关注会不会潮水般涌来又潮水般涌去，政府对媒体管制的态度是否有稳定的方向，媒体的智商能否与优秀民众相匹配，一个国家能否从灾难中吸收经验对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风险未雨绸缪，等等。
就如对灾区的孩子们而言，最痛苦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时期，过着特殊的集体
生活，不断被摄像机追拍，全国的好心人一批又一批来拥抱他们的时期，最痛苦的很可能是生活归于平静，摄像机撤走，好心人离去后漫长的恢复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同样如此。应激之后的疗伤、恢复、成长，其实需要的力量必须更深刻，更坚韧。
这样的思考，很多人肯定都有。但是，很少人会说出来。说出来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被伤害，也会让另外一些人觉得煞风景。这种心理在群体心理学上早已言及，有本著名的群体心理学著作甚至起了容易让人争议的题目，叫乌合之众。何况，中国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以道德和
情感来生活，是人们喜欢的。
灾难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身影，愿那个脚步持久、理性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