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与悲情：晚清名臣李鸿章

     2008年4月23日在南大听陈仲丹教授讲李鸿章，题目是：《中兴与悲情：晚清名臣李鸿章》。

    陈教授讲李鸿章是从图开始的。先放了十几张图片，有李鸿章的画像、照片，内容包括1864年李40岁时破太平天国、1894年签马关条约、1896年出访各国、1900年谈判庚子赔款等。

       陈教授不是孤立地讲李鸿章，他是把李与曾国藩、左宗棠联系起来讲。曾国藩学问好，但头脑偏保守；李则是“不学无术”，“拼命做官”，但学习西方没有太多思想束缚；左则自恃才高，属于官场规矩破坏者。比如，他们进京，要给太监送红包，即“门包”，曾是送比较小的红包，李则出手大方，左不但不送而且还到慈禧那里告状。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一开始是曾去处理，结果外方和国人都不满意，他自己也认为这样是违背神灵和自己的道德原则，“内疚神明，外渐清议”；后来李来处理，他比较灵活，企图以诚感人的曾国藩终于未能感化崇尚铁血政策的欧洲列强，而信奉“痞子手段”的李鸿章却得以顺利化解危机，成为后来清朝外交的第一人。

       李的淮军是当时中国西化最深的军队，连教官都是外国人。他自己也有几个外国幕僚，比如德璀琳和毕德格。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虽然毕德格在李鸿章幕府中的职位不过是个私人秘书，但是他还担任李鸿章的翻译，负责陪同外宾，为李鸿章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用中文翻译），陪同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并且还为李鸿章提供消息，使其大体上了解在天津的外国人及外交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李鸿章幕府成员中重要性位居第三的外国人是汉纳根，德国人，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历任炮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他是在1879年被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来作李鸿章的副官的。除作军事参谋外，他还监督修筑了旅顺港和威海卫的防御工事。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那艘不走运的“高升”号上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教官，但他却泅水逃了命。

       受李的影响，他手下的将领也大多思想比较开放。比如贩私盐出身的刘铭传，在台湾修起了铁路。但李任用丁汝昌当北洋水师提督则是因为他忠心、经历过战阵，结果在甲午战争时，虽然李严令他“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 ； “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助台（指海岸炮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结果丁还是畏敌不出，最后战败自杀。

       李的“痞子气”表现在他在处事上比较圆滑。外国公司要在中国架设有线电报，他也不拒绝，就是暗中派人把电线杆拔了，拔了几次以后外国公司也就不架了。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免去了一切职务，只保留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翁同龢想让他主动辞了，派袁世凯去游说，他就是不同意，故意气他。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在各国受到很高礼遇，还不忘给慈禧买法国香水。他离开美国时没有经过旧金山，因为当时美国排华严重，他绕道加拿大以示抗议。为了实践自己再不踏上日本一步的誓言而只好在换船时在两船之间搭一块跳板走过去。

       1898年戊戌变法，李曾送三千两白银想入强国会，但因名声太臭而被拒绝；变法失败后，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舋，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眼睛又睁开了，身边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７８岁。

        当然，陈教授也没有掩饰李鸿章的缺点。他在镇压太平军时杀降。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

      他在新疆问题上主张放弃新疆，与左宗棠意见相反。他办洋务，却肥了自己。“宰相合肥天下瘦”，他的小金库的钱就是不肯拿出来供军饷困难的北洋水师度过难关。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
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陈教授用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的话作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